2024年5月7日晚，以“罪刑法定的现实困境”为主题的专家讲座于南京师范大学行敏楼434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子滨教授以上述主题开展报告，由博彩网址大全-中国博彩网址
王彦强教授主持，杨建民老师全程参与，博彩网址大全
本硕学子共同聆听了本次精彩分享。
讲座伊始，邓子滨教授首先回应了罪刑法定的历史渊源问题。不同于以往主流观点所认为的“罪刑法定同正当程序原则一样来源于英国的《大宪章》”，邓子滨教授认为《大宪章》并不能体现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大宪章》解决的是英王与贵族的权力划分问题，而罪刑法定作为现代刑法原则解决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和它的国民的权力划分问题；其次，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要求对立法权和司法权具有明确的划分，而《大宪章》源自于以判例法著称的英美法系，该法系因为没有制定法传统，所以没有立法权的划分。
随后，邓子滨教授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目前面临的三个现实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行政机关在实践中不愿意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束缚。邓子滨教授指出，行政机关是被赋予的“权力”，其理应受到罪刑法定的制约。
第二个困境是罪刑法定原则容易被民意所裹挟。邓子滨教授以黑哨案为例，认为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前，足球裁判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执行公务，也并非公司、企业或其他工作人员，不能以受贿罪或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但在当时却因为巨大的舆论压力最后以受贿罪判处，这恰恰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而刑法修正案六修改了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将足球裁判纳入其中也印证了已有的审判结果缺乏法律依据。
第三个困境是罪刑法定的性质问题，它究竟是“原则”还是像日本刑法学者所使用的“主义”更为合适？所谓主义和原则的区别就是，主义是全盘的肯定，没有例外，而原则允许例外的存在。
另外，邓子滨教授认为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语言建构的世界，很多情况下法律问题可能不是法律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对于语词的含义有所争议。以张明楷教的“只有在心中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才能发现刑法的真实含义”观点引入，邓子滨教授向同学们介绍”耍猴人跨省表演却被判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案例，引发了同学们对“正义”内涵和实践当中是否存在司法者重新描述法律和事实后再把二者对应问题的深思。
在学术交流环节，杨建民老师首先认同了邓子滨教授所说的罪刑法定存在其本质究竟是原则还是主义的困境。在实际运用当中，罪刑法定究竟是一种方法还是理念，对构成要件究竟要作形式化的解读还是规范化的解读这一困惑普遍存在。其次，杨建民老师认为语词的含义是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界限是无法被找到并固定下来的，需要借助商谈理论来动态地把握二者的边界。罪刑法定应该作为一种理念，起到限制犯罪圈的作用，刑法处罚的边界应当由立法和解释共同完成。
王彦强教授认为邓子滨教授的讲座引发了大家深刻的思考，并向邓子滨教授提出了如下困惑：首先，如果认为罪刑法定不是原则而仅仅为一种思想，那么《大宪章》是否能认为是罪刑法定的来源呢？实体法上的罪刑法定和程序法上的正当程序本质上有什么差异？其次，如果说行政机关因为被赋予了权力而受到罪刑法定的约束，那么公民享有的是权利，也有必要受到罪刑法定的约束吗？
在回应环节，邓子滨教授着重解释了正当程序和罪刑法定的异同，他认为两者的相同点首先是在表达上都是以反面语式表达的，因为从反面表达容易明确范围，更容易达成共识。其次，无论是正当程序所要求的追诉的罪名和理由都必须事先告知被追诉人，还是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法律必须预先公布，两者都有一个事先的明确性要求，但同时他也认为罪行法定的明确性在实践中很难达成。关于两者的不同，邓子滨教授认为，正当程序更强调形式正义，可以为此牺牲部分个案正义，目的是要维持一个制度持续稳定的运行，这也是法治的要求，而罪刑法定则更关注实质正义。
讲座最后，王彦强教授再次对邓子滨教授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本次讲座使同学们了解罪刑法定的来源，引发了大家对罪刑法定和正当程序关系、罪刑法定本质及其现实困境的深刻思考，对法学的学习研究极具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