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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志文老师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举办了“新冠疫情背景下医药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的学术讲座。梁志文老师以医药领域为例，详细阐述医药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保护和限制两个方面内容，为疫情防控期间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困扰提供“精神良药”。
首先，梁教授介绍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本构成，主要涉及专利权和数据保护，以及商业秘密，并就医药专利客体制度的基本发展脉络展开讲述。
由于医药的研究开发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费时长、效益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新药的设计与筛选、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生产工艺优化、申报、审批及市场开发等大量、长期的工作。高额投入的回报是新产品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其前提必须是对医药新产品的有效保护，避免其他企业无偿仿制造成的市场和利润的损失。只有通过专利法等法律或行政手段，有效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提高研究开发者的积极性，促进医药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
讲座中，梁教授以精准医学为例，引出两个问题，一是生物标志物是科学发现还是发明，能否受专利保护？二是医药领域专利客体与公共道德的关系？通过美国、欧盟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判例，梁教授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解释了生物标志物是否具有可专利性。又如在我们国家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不给予专利保护的，但检测方法却可以受专利保护。这些都是有效的专利保护措施。
提及数据保护，梁教授认为《药品管理法实施细则》尽管规定了数据保护的对象、时间、内容、例外等基本规则，但缺乏详细的法律规定。目前关于数据保护，包括两个重要类型，即数据专有权和市场专有权，这种保护方式对药品开发者具有重要意义，属于沿袭美国法的一些做法。
关于商业秘密，一些药它可能会涉及到公共健康，如果医药公司用商业秘密的方式来给予保护，会产生相应的利益冲突。因此梁教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来披露商业秘密，将构成对商业秘密限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梁教授对医药知识产权领域可能会影响到的公共利益，即主要围绕对权利人的限制展开论述。
首先介绍了难以实施专利强制许可的现状。梁教授提出药品的可支付性及药品的可获得性问题关乎公共健康，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具有必要性。但由于药品专利实施许可存在原研药厂家抵制、数据保护、成本高昂、发达国家政治外交压力、技术门槛高等不利因素，导致强制许可难以实施，在未来解决该问题时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其次，政府实施制度的适当运用。梁教授介绍政府实施类似于国家征收征用的一个政府使用制度，大多数国家法律上均有类似规定，即赋予政府可以在不经专利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去实施专利，通常只需要支付合理价款。不同于强制许可，政府实施属于独立于强制许可的一个制度。这在我国《专利法》第四十九条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七条等法律中亦有体现，事实上赋予了政府一定的干预权。
再者，关于知识产权豁免规则。这是由印度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暂停疫苗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声明，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买不到疫苗的问题。但同样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仿制能力不足、供应链不完善、资金缺口等原因，造成该规则的适用效果不佳。同时，欧洲的制药产业更是明确反对适用豁免规则。
最后是以社会责任为主的许可机制。这是一种自愿许可，不是非自愿许可。通常权利人同意或积极参与将专利许可给他人使用，以免费或特定价格的形式向社会公开许可。例如2020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组建的药品专利池，可以向最不发达国家免费许可，具有较强的慈善属性，因此该许可机制在疫情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疫情环境下的医药知识产权制度给医药行业带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何需要完善医药知识产权，如何完善医药知识产权，是新时代知识创新和国家间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之问”，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梁教授这一场精神饕餮给因为疫情生活学习不便的同学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供稿人：2020级研究生钱帅帅
